杜光: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必须清除

——纪念邓小平“八一八讲话25周年

这篇文章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部分内容,我应《炎黄春秋》之约,略加删改,以邓小平“八一八讲话”为由头,供他们发表,已经在(2005年)第八期上采用,标题改为《反封建专制里程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本文使用的标题是五柳村加的)

25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时光流逝,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邓小平言犹在耳,但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显然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在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绝不是“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所能包括的。
(一)    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无远弗届。诞生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民主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缺乏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以致不能把民主革命坚持到底;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对自身的严重影响也估计不足,始终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总是片面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结果,在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而得到宏扬和发展。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明确地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而对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主义传统,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制度而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始终忽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丝毫也没有涉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旨在整肃知识分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只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实际上也助长了专制主义在党内的滋长,如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传唱《东方红》,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就是一些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阴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高度集中的、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象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柢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但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全面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也不过了。
(二)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
据某些学术机构调查,近几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腐败问题,而专制主义正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社会腐败首先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有的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的社会道德面貌最好的黄金时期。此话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同志相称,平等对待,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无不怀念当年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不过,这个所谓黄金时期的断语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时期恰恰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日益沦丧、精神日益腐败的时期。建国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认定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是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加砖添瓦的革命行为,人人都为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自豪。这个高尚的理念,孕育着美好的道德风尚——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政治体制的渗透,这些道德准则受到了全面的侵蚀。毛泽东凭藉他的文才武略和丰功伟绩,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崇和信赖。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拜的基础上的最高权力,使他处于推行毕生理想的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却抛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长期储积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帝王术”。于是,专制主义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找到了在新中国制度里悄然复兴的机会。邓小平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这些弊端通过政策的制订和施行而延及社会,破坏良好的道德风尚。祸及社会的主要渠道是一系列群众运动。在三反五反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表现出主观臆断的专制色彩,在合作化运动和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进一步暴露出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接踵而来的群众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这些在专制主义指挥下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人性凋零。由反胡风肇端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普遍发扬、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因文贾祸、因言致罪,造成了人们在字里行间、日常言谈中寻找阶级敌人的恶劣风气。公之于世的书籍文章,纯属隐私的信件日记,公开集会的讲话发言,个别交谈的片言只语,都可以找出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流风所及,戚友亲情、同志情谊,都为阶级斗争的沉重压力所笼罩,“对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运动中固然人人自危,平时也互相戒备,就怕运动来时遭到揭发批判。一旦风暴来临,为了避祸求安,不得不违心表态,揭发检讨,以牺牲原则来求取平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诚信、人性、人道主义、个人尊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屈从政治压力而舍弃道德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连最高领导集团也不例外。在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文革期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弃权——这些不都是屈服于专制主义而抛弃政治道德的典型事例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政治创伤最为深重,因而精神腐败、道德堕落也极为严重的社会阶层。由于指导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知识分子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充当革命对象的角色,成为专制主义的殉难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送上专制主义的祭坛,导致这个本应成为民族脊梁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堕落。作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摧残之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曾经引以自豪的品格: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自尊自强、忠于理想、自命清高,最后只能违心地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以自污自辱的谎言换取苟全性命的机会。至于那些被动员起来迫害他们的主力军,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为了立功,有的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诛心竭力地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吠影吠声、无限上纲,把别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政治运动召唤和诱发了同类相残的动物本性,把社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毫无人性的角斗场。它残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会,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沦丧。

不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作为经济领域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对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各级党政组织竞相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伪造政绩,牛皮吹得越大越能得到表扬提拔;实事求是地上报实际产量或虚报数量较少的则被批为“白旗”,受到批判斗争,撤职降级。此例一开,人们群起效尤,弄虚作假成风。直到今天,此风仍长盛不衰。

由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惯性,人们生活上自我约束较严;另一方面,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资匮乏,贪污受贿的机会不多,加上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不致激起人心深处的贪欲,因而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很少出现。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对恢复社会道德、克服精神腐败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只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在取得第一波的显著成果后便戛然而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进一步批判和肃清“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根源,竟遭到不应有的遏制。因此,专制主义所酿造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不但得以死灰复燃,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全面的社会腐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从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到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邀功取宠,歌功颂德,假统计、假政绩层出不穷;买官卖官,贿赂成风;公开场合的讲话、充斥报刊的文章,往往是一些老话假话大话空话等等,都是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三)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的本质所在
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本质所在。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特权就成了可以换取物质财富的特殊商品。权力的异化导致改革的异化,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特权成为掠夺人民财富的主要杠杆。如在某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仗恃特权,借改革之机化公为私,使企业蜕化为官有企业。他们或是把国有资财转移到自己子女亲属的企业里;或是收受贿赂回扣,听任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发不出职工工资,厂长经理却依然吃喝嫖赌,肆意挥霍;有些企业管理者利用产权改革之机,上下其手,掠夺国家资产;有些企业把持垄断领域,垄断资源,控制价格,排斥民有经济,侵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获取超经济的垄断利润;有些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国家仍然继续贷款投资,把人民的血汗扔进无底洞。许多民有企业、三资企业更成了掌握各种特权的政府机关的追逐目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费,此去彼来的检查评比,愈演愈烈的赞助摊派,各种各样的收费站点,都利用手中的特权向企业伸手。有些执法部门甚至给每个工作人员下达成千上万元的“增收”任务,超额者有奖,未达标者罚款,这就更助长了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十几年来,有权审批、检查、收费和向企业索要赞助的单位越来越多,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企业用于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费用更是越来越多,企业不堪负担。新华社2002年曾报道,太原市千峰百货大楼“一天内接到两份传真,六七个电话,还来了三拨人,都是打着各种各样旗号来要钱的,大到一两万,小则七八百。”审批权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有些地方,企业从创办到在厂区内搭建一个简易厕所,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而凡有审批的地方,往往是“雁过拔毛,人过破财。”在中西部开发中,有所谓“开门迎客,关门打狗”之说,招商引资时毕恭毕敬,好话说尽;一旦外商进来就好几十个单位伸手,勒索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外商宁可丢下早期投资不要也不愿继续干下去了。经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那些利用特权致富的贪渎官吏不断蛀蚀败坏着。在农村,基层干部仗恃特权对农民肆行勒索也是花样百出,愈演愈烈。据前几年的媒体报道,有的地方随意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向农民购粮购棉只给不能兑现的白条;有的干部勒令农民必须购买由他们供应的价高质次的化肥、农药、种子、香烟、白酒;有的地方连干部吃喝应酬的花费也要摊在农民头上。有的地方干部带着联防队员,拿着手铐、麻绳、封条到农民家收费,对付不出的人便捆人封房、赶猪牵羊、抢粮搬床,连棺材板也不放过。对农民的专制压迫,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的一个最大特色是权钱交易。在特权和金钱的交易中交易双方迅速致富,社会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囊中之物。腐败已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指标,于是,谋取权力、扩大权力以换得更多财富成了一时风尚。据《时事资料手册》今年第3期报道,仅在今年1月份,就有三个交通厅长因受贿罪被判刑,包括广东省交通厅厅长牛和恩、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3月,又有北京市交通局原局长毕玉玺以受贿索贿罪被判处死缓。因为交通部门掌握着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的审批发包大权,是承包商追逐巴结的对象。交通基本建设的大量投入,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其他在经济建设中握有审批大权的官员,如工商局长、国土管理局长、水利局长,甚至公安局长、反贪局长、组织部长,近几年都有不少落马判刑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普遍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在社会上破坏了诚信的优良传统,催化着、扩散着为攫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恶劣风气。如:在政治舞台上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争名夺利、弄虚作假;社会上唯利是图、欺诈成风、坑蒙拐骗、盗贼横行;经济活动中,走私贩私、制假售假、诚信澌灭、尔虞我诈,缺乏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恶劣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些不甘堕落的工商业者也被迫走上贿赂公行的邪路;在学术文化领域则出现了评职称互相倾轧、剽窃学术成果、假文凭泛滥等不良现象。腐败已经全面地浸透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只有消除特权,肃清特权所由以诞育的专制主义,才能釜底抽薪,根绝腐败。
(四)政治民主化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佳手段
事实非常清楚,专制主义和由它引发的种种腐败,是当前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以肃清专制主义为首要任务。离开肃清专制主义而侈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实际上掩盖了专制主义的存在,贻患无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正在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个趋势要求我们彻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使肃清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显得更为迫切。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反封建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已经为欧洲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证实。今天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工具。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是为社会主义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利剑。但民主必须以法治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法治是民主的制度成果,也是民主的可靠保障。民主与法治互为表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而奉行人治的民主,往往成为专制的遮羞布,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会;没有民主的法制则是独裁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法制才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我国宪法里规定的种种自由迄今得不到充分实现,就是民主不足的反映。

民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主权,却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严格限制。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507页)他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同上第19卷第264页)自由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自由和民主都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没有什么阶级性。但它们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换句话说,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实现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同上第19卷第22页)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之后,有产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相对于专制的政治形式。作为国家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财产所有权而设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为君主独裁者所垄断;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来自有产的社会成员的授予。如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就是有产者的民主,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奴隶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即使是有产者,他们的民主权利也因占有财产多少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者梭伦的所谓政治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公民按照地产收入分为四个阶级:每年收入谷物500袋(每袋约41公斤)以上者为第一阶级,收入300袋以上者为第二阶级,收入150袋以上者为第三阶级,地产收入少于此数或没有地产者为第四阶级。三个上等阶级都可以担任官职,但最高的官职只有第一阶级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迄今为止,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虽然比起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本质上仍没有脱离梭伦民主的范围。在私有制社会里,民主始终是有产者的民主,富翁比贫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无产者即使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往往也是不巩固的,不持久的。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选举时人各一票,但富人和穷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则大不相同。富有的阶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立法和决策,贫穷的公民却起不了丝毫作用;富有者的利益经常受到政府的关注,贫民的利益只有在选举之前才被参与竞选者顾及。可见,在民主的实现程度上,不同的阶级是大不相同的。

过去有许多文章都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骗人的,这个断语至少是不准确的。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它们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发展方向。但在摧毁封建君主制度,取得政治统治的权力之后,他们却把自由民主限制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则遭到漠视或践踏。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自由民主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自由民主既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不能越过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但是,在这个历史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人民的民主自由仍有着广泛的扩大余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民主权利也不断有所扩大。以普选权为例,法国大革命后召开的制宪会议,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在260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400万能够交纳白银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一度实行凡是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很快就被督政府废除,《1792年宪法》仍规定只有交纳高额税款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后来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848年11月12日发布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才确定了普选权原则,制宪会议代表由普选产生。在英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宪章运动,其第一条纲领就是要求实现普选权。经过1867年和1884年的选举改革,直到1918年才终于实现比较彻底的普选权。美国国会1920年8月批准第19条宪法修正案,使全国范围的妇女都获得选举权,从1957年到1968年,国会通过5次民权立法或宪法修正案,保障黑人和未纳税人的选举权。从民主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预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有产化,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自由民主程度。

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毛泽东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大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邓小平则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们都把民主列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都没有把民主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联系起来,不理解民主本质上是有产者的民主。所谓大多数人的民主,应当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大多数人已成为有产者。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无产者的时候,民主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像“全民所有制”并不表示全民都是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一样,侈谈“大多数人的民主”,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享有民主,即使在民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或“人民”的词藻,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其实,民主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分,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实现程度不同罢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应当是全民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是全体公民都是有产者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体公民都在公有产业中享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很远,因而实现全民民主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在争取实现劳动人民有产化的同时,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争取实现以全民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公民选举权,而且也包涵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立法和决策的影响,包涵政权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实现民主的这些基本要求,就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并防止它卷土重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要求远没有实现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政治民主。有些文章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只在于如何扩大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显得过于自欺欺人了。
(五)简短的结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算起,已经111年了。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演出了多少可歌可泣、悲壮激烈的历史剧。当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唤的时候,他未必会预见到,在他离开人世已经整整80年的今天,封建专制主义竟然会以如此猖獗的形式,如此普遍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以致继承他的事业的后人不得不再次重复他的呼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以反封建为主旨的民主革命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过程。当封建专制主义还严重存在、猖狂肆虐的时候,侈谈社会主义是十分不现实的。在现阶段,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总根源在于政治体制。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表明,现行政治体制是完善市场经济、建立公民社会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导致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的主要根由。因此,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政治民主化,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从推行民主、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着眼,建立并完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制衡结构,特别是要加强舆论监督,使公民有机会有条件参与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与检查,参与政府的立法与决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政府的权力制衡、监督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只有借助于这个武器,才能实现孙中山在80年前所发出的呼吁,和邓小平25年前提出的诉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只要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广大公民,都能认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理解完成民主革命的时代意义,共同肩负起这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持之以恒,努力推进,我们就可以在告别落后、告别愚昧的同时,告别封建专制主义,告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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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社会主义公有制应是更合理更完善的私有制

——在4月25日老人聚餐会上的发言

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同朋友们见面聚谈。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和朋友们谈谈我近一年来思考的一个新的理论命题: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更合理更完善的私有制。

这个问题也许有些朋友不感兴趣。记得前几年我在一个微博上写到国有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权贵私有制。有一条跟帖说:“什么公有制私有制,滚你妈的!”可见有人对讨论公有制私有制是很反感的。但是,这是一个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不能不注意。几十年来,每次中共代表大会的文献,许多报刊的报道,一些书籍的论述,都大谈我们的国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是耶非耶?这个问题既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局,也同每一个公民休戚相关。正因为指导思想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垄断企业至今仍然奄有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堵塞着“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所以,澄清公有制的理论是非,还是十分必要的。

我在最近写的有些文章里,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把它系统地说一说。

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另一个理论命题,这也是我近几年来研究思考的问题,就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严格区别开来。讲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长期以来,人们都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其实,作为两种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理论主张,他们晚年主张的,却是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前后都说过:马克思毕生的两大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有了这两大理论贡献,才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和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相隔二十多年。他们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剩余价值理论更是二十年后的事。在这二十多年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变化,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既有继承,也有否定。最大的区别是《共产党宣言》主张暴力改变现存的所有社会制度,包括暴力夺取政权,暴力消灭私有制。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将经过资本主义自身的扬弃,逐渐向新的生产方式和平过渡。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十分重要的内涵,是对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暴力革命的否定。我下面要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更合理更完善的私有制,就是对共产主义理论关于暴力消灭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对“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命题的否定。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章里,有一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马克思说:私有制指的是劳动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的经济制度。私有制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掌握劳动资料的人自己使用这些资料进行生产,一种是雇佣别人的劳动进行生产。马克思把前一种私有制称为个人所有制,后一种私有制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形式里,劳动者享有个性的自由,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活动和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今天做木工,过几天也可以开一个小卖部;他可以每天干上十多个小时,也可以半天劳动,半天休息,甚至出门探亲访友。但是,由于这种私有制形式只同小生产相适应,它没有分工协作,限制了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起来时,小生产的个人私有制就必然会遭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排挤,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建立在对个人所有制的排挤和剥夺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的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小生产,转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企业里,成为雇佣工人,从独立劳动者转变为无产者,也就丧失了自由个性。

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的日益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必然突破资本主义的外壳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就是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是马克思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最明确的表述。当然,这个表述是否恰当还可以讨论,但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则是不可更易的。

马克思把两种私有制之间的相互取代过程称为“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排斥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是第一个否定;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第二个否定。这个否定之否定是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之间发生的。在第一个否定里,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个人所有制,是因为个人所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否定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不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被新的个人所有制所取代。这第二个否定,既发生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之间,又不是恢复旧的私有制,而是催生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它一方面是私有制的自我扬弃,扬长弃短,保留了分工协作和资本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放弃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使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得以恢复;另一方面,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的私有性,由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在这种所有制形式里,生产资料是共同占有的,所有权却归每个劳动者个人,可以说是公有和私有的统一。于光远认为这种所有制应该叫做“社会所有制”,深圳万丰村的潘强恩则主张叫“共有制”。我认为“社会所有制”和“共有制”都比“公有制”更为合适,不会像公有制那样容易产生歧义。潘强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组织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八九本论述共有制的书,声势很大,对“公有制”这个概念进行有力的冲击,可惜没有持之以恒地广泛宣传,在社会上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至于新的个人所有制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换句话说,私有制的第二个否定是怎样实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有一节“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专门谈到股份制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股份制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自身范围内的扬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的过渡点,股份公司就是这种转化的过渡形式。在这一节里,马克思还简略地谈到合作工厂,认为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不过,在股份公司里,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因为股份持有者往往不是本企业的劳动者;而在合作工厂里,这种对立就不存在了。马克思看到了股份制可以成为新的个人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过渡点,而且合作工厂是比股份公司更为优越的过渡形式。这对于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论述的个人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未来的一种经济形式。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却是确切无疑的。科学社会主义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1858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些论述,实际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则描画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态。它是检测真假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尺。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则是继承了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把比资本主义经济还要落后的国有经济,和名为集体所有、实为官僚所有的土地制度,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要以它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指导思想上坚持这样的意识形态,就必然保持垄断经济的存在与扩张,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健康发展。因此,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搞清公有制的准确涵义,理解它实际上是更合理、更完善的私有制,它同个人一无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毫无共同之处,从而破除“公有制为主体”的谎言。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解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束缚,把垄断经济从自欺欺人的“主体”牢笼里释放出来,成为市场经济的平等成员,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按:本文是我在25日的老人聚餐会上的即席发言,会后略加整理而成。受发言不得超过十分钟的限制,有些想法没有来得及讲,本文的最后三段都是整理时加上的。)

2017年4月27日

五柳村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下午4:55收到

杜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欤?无责欤?

——八九老叟漫议之一

民间向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源于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者,普通老百姓也。古有“匹夫匹妇”之说,见于《尚书·咸有一德》、《论语·宪问》、《孟子·万章上》等古籍。顾炎武生活于明末清初,深怀亡国之痛,矢志于抗清复明,所以才有这样痛切的陈述。后人概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激情励志的格言,历代的仁人志士,无不以此自许,以此励人。

不久前有朋友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他痛切地指出:匹夫关心国家、参预国政的权利已被全部剥夺,既无权关心国家、参与国政,则国家兴也好,亡也好,其责任全在掌握党权政柄的人物,与匹夫无关!故曰:“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诚哉斯言,痛哉斯言!发此肺腑之言者,大概是曾经深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有志之士,却面对不许“妄议”国家兴亡的禁令,身处关心国家兴亡有罪的恶劣环境,才能发出如此激愤、如此尖刻的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责任则源于权利,寓于义务。公民如能享受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通过这些宪法权利的实施,每一个作为公民的匹夫,都可以对国家发展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对国家兴亡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些责任,主要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条款里,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宪守法,保护国家机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依法纳税,等等。目前,上述公民的自由权利,大都没有落实;而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却得到严格的遵从。这种极不协调的社会状态,权利和义务的极度扭曲,是导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一观念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根源。

但是,如果我们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并列起来,就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对这两个命题作出合理的解读。人们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抗议与批判,对公民权利被剥夺的不平与愤慨,因而以此宣告,拒绝对国家兴亡承担任何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是人们自我激励、相互勖勉的格言,诚如抗战时期的《毕业歌》所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青年学生毕业离校,走向社会,就意味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之责。抗战时期的“匹夫有责”,责在驱逐倭寇,保家卫国。现阶段的“匹夫有责”,责在改变这种“匹夫无责”的局面,争取匹夫的合宪合法的权利,使匹夫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有充分自由权利的公民。只有这样,才能使匹夫承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是宣言,也是警钟。它使我们看到“国家兴亡”的问题所在,也看到改变这种局面的责任所在。这大概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格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吧!

2017年3月16日

杜光: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八九老叟漫议之三

前几天偶患感冒,闭目静养,苦思冥想,多次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想到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步履艰难,想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性、法治等等,想到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而这些理想却依然遥不可及,不知道还需要有多少人为此而奋斗献身,才有可能使理想成为现实。想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想到的问题之一,这里记下我的想法。我的见解是对是错,当然可由他人评说。我只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思考的由头,探讨的线索。只要能引起他人的思考与探讨,我的脑力劳动就没有白费,我也就满足了。

法国大革命前的有些启蒙学家,普遍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私有制或私有财产,如法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就说:“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注1)《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作者卢梭也认为:“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归结到财富上去。”“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注2)但我觉得这个命题大可商榷。如果说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私有制或私有财产,那么,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又是什么呢?

我从对“权”的繁体字来源的推测里,得出一个看法:权力才是人类不平等的最初起源。

“权”字的本来意义是秤锤,是衡量物体重量的砝码,它的繁体字由“木”、“雚”两字构成。我的推测是这样的:在人类最原始的氏族里,渔猎所得要在氏族成员里平分,主持平分的,大概是带领大家捕鱼打猎的年长者。为了保证分得合理,需要有一个衡量猎物重量的砝码,这个砝码最初可能是木头的,后来才有石权、铁权。为什么起初不用石头呢?石头不是更重更适合于做成砝码吗?我认为,在这些古代先民的心目中,这个砝码体现着公正,是十分神圣的,上面必须刻出标志着祖先的徽记,意味着这是祖先认定的圣物。石头是没有办法刻上族徽的,所以只能选用木头。大概最先使用“权”的,是以“雚”为图腾的氏族,于是在充当砝码的木头上,就刻上一只雚鸟的模样。“雚”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小爵也”,爵犹雀,小爵就是小麻雀;“雚”的另一写法是“萑”,《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鸱属”,即猫头鹰一类的鸟。从象形字的造字规律来看,“雚”字的形状,下半截是一只鸟的象形,上半截突出角形的两簇毛和两个大眼睛,很像一只猫头鹰。所以首先使用“权”的,或首先把这种用具称为“权”的,可能就是以猫头鹰为图腾的氏族。《诗经·商颂》和《史记·殷本纪》都载有殷族是玄鸟后代的神话,这个以“雚”为图腾的氏族会不会是殷族的一个支派?或者,虽然不是殷族,却也以鸟类为图腾?这就无法推测了。

随着氏族里渔猎所得猎物的增多,那个保管与使用刻有“雚”形标记的木头,即掌握着“权”的人,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使自己多分得一些猎物。社会的发展使氏族的生活日益丰富复杂,“权”的涵义不断扩大,掌“权”者管辖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因此,他有可能利用各种“权”来谋私,成为氏族或部落里首先富起来并且是最有威望的人。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就是这样在权力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也可以说,权力是财富和地位的源泉。权力和财富、地位使本来平等的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分裂为不平等的不同阶级:有权者和无权者,富有者和贫穷者,有地位者和蚩蚩群氓,这就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我认为,从汉字“权”引申出权力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个结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其他民族国家虽然没有“权”字一说,但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从原始渔猎到现代文明的历史过程。掌权者从掌管最初分配猎物的“权”,到管理国家的大权,权力结构由简到繁,在权力的基础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历史过程都具有普遍的共同的规律,表明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有构成不平等的因素,私有制、等级制、私有财产、社会地位、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等等,都是从权力这棵大树上伸展出来,并且附着于这棵大树的枝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到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权力愈集中,它的应用范围愈扩大,社会就愈不平等。所以,要解决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限制权力的运行范围,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让权力处于全体公民的制约与监督之下,成为保障公民权利、捍卫社会和谐的工具;让每一个公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包括财富和学识的获得与占有,都享有平等的起点,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待遇。这样才能消除人类有史以来的不平等现象。

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为了铲除社会的不平等,探求制约与监督权力的良方,呕心沥血,著书立说,最后大体都集中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上来。是否实践这些普世价值,是权力能不能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是否平等的重要标志。

注:1、《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0页。

2、《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3页,第149页,

2017年3月24日

五柳村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晚上9:18收到

杜光:法治应该维护什么人的权益?

——八九老叟漫议之四

看了网上关于于欢为保卫母亲的人格尊严而手刃杜志浩的信息,不禁百感丛生,中央文件和报刊媒体近几年大力提倡的法治,被列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法治,究竟应该保护什么人的权利和利益?

据《南方周末》3月23日《刺死辱母者》一文和“财新网”的后续报道,一个制造汽车刹车片的女企业家苏银霞,向一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了135万元,月息10%。苏银霞还了185万,又抵交一栋140平方米的房子,折价70万。这就是说,借了135万元,连本带利还了255万元,将近借款的一倍,算来还差17万元。吴学占不容宽限,派了11个人去逼债,一个小时里,这些逼债的恶棍对苏银霞百般凌辱,辱骂,抽耳光,用鞋子捂嘴。警察来了,说了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要打人”就走了。最为不堪的是逼债人中的杜志浩,竟然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在苏银霞脸上蹭来蹭去。苏银霞的儿子,22岁的于欢实在无法忍受对他母亲的如此下流的凌辱,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猛刺杜志浩和前来拉架的3个逼债者,造成一死三伤。据一网文介绍,杜志浩被刺后并没有死,他还亲自开车到医院求医,同医院人员吵闹,后来大概失血过多死去。

山东聊城中级法院在2月17日开庭,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这一场极不公平的案子,一个多月后才被《南方周末》披露出来,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网上舆论纷纷对法院提出谴责。据传最高检已派员赴山东调查此案,山东省公安厅也已派工作组到聊城。此案是否能够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复查重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于欢被判无期徒刑,使我想起四个月前的贾敬龙案。两案有三个最大的共同点:一是贾敬龙和于欢都是因为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无法忍受而杀人;二是他们杀死的,都是劣迹斑斑、死有余辜的人渣,恶棍;三是法院都对杀人的受害者判以重刑。这三个共同特点使人们感觉:这些执法部门保卫的、维护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而是权贵豪强的利益;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是剥削、压迫民众的强势群体的利益。

被贾敬龙枪杀的何建华,是“从小就住过几次监狱,偷盗,抢劫,耍流氓”(据《深圳特区报》2016年11月15日发表新华社的电讯报道)的社会渣滓,但他却居然成为共产党的村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的主任,仗恃手中的党政权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是一个恶名昭著的村霸。被于欢手刃的杜志浩,是被地产土豪吴学占派来逼债的流氓,据报道,他不久前曾驾车撞死一个14岁的女学生,避罪逃逸。这个人如此地下流无耻,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下裤子,用生殖器凌辱妇女。对于何建华、杜志浩这样危害社会的蠹虫,早已是人所共愤,本应成为法治的对象。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执法机关应对他们严加管束,甚至依法治罪关押,以免他们继续危害社会。但是,这些本应维护公民权益的权力机关却丝毫也不去触动这些人渣、恶棍,听任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害平民百姓的利益。而当被剥削、被压迫、被凌辱的弱者奋起抗争,愤而以暴易暴、以暴除暴的时候,公检法却要“依法办事”了。他们所谓的“依法”,实际上就是维护剥削、压迫平民的权贵豪强的利益和信誉,对因遭受迫害凌辱而被迫杀人者施加重刑。给人们的感觉,它们是在为权贵豪强泄愤报复,而不是秉公执法。

去年11月14日,江平、郭道晖、张思之、张千帆、贺卫方等12位法学家致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呼吁最高法院停止执行对贾敬龙的死刑复核裁定,依法予以复查。像江平、郭道晖、张思之这些年过八旬的法学界耆宿,应该是周强之流的前辈师长,他们对法治的学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值得周强重视,并促使他重新考虑贾敬龙死刑的复核裁定。但周强却不顾这些前辈的呼吁,悍然核准死刑。最高法院甚至通过《人民日报》宣布贾敬龙“罪该处死”的四条理由,强词夺理,欺世盗名。如此不近人情,不顾法理,无视前辈警告,无视民间舆论,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法治之名,行欺压平民之实?就是因为他们站在剥削压迫平民的权贵豪强一边。

于欢一案正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受到人们的强烈关注,支持于欢者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最高检已派人调查,法院也已受理于欢上诉。执法部门是继续为权贵豪强服务,还是顺应民情,合情合理合法地重审改判?这对于执法部门,对于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法治,都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希望执法部门在于欢这个案件上,能够听一听民众的呼声!

2017年3月26日

五柳村2017年3月26日(星期天) 晚上8:59收到

杜光:试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

——八九老叟漫议之二

报载最近有一位领导人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读后深不以为然,试加对比分析,以厘清问题,匡谬正误。

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在1986年首先提出来的。他在6月10日 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说:“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9月至11月的几次谈话里,他一再强调“党政需要分开”,“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注1)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共十三大的主旨。在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章里,提出了7条改革措施,第一条就是“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这个说法是胡启立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一次汇报会上提出来的,十三大采纳了这个观点。所谓“党政职能分开”,其实有它的模糊之处,因为政党就其职能来说,并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如果真正做到党政职能分开,政党的职能归政党,政权机关的职能归政权机关,势必否定党对政府的领导,这在当时仍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邓小平就曾一再表示,党政分开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所以,十三大政治报告在谈到党政分开时,就对党的领导作出新的解释。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里,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这就意味着党的领导将是间接的领导,而不是直接的指挥。所以政治报告接着提出了一些实现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如:企事业单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党的纪委只处理党纪党风问题,不处理法纪政纪案件;逐步撤销政府部门的党组;等等。(注2)

十三大政治报告还提出了一些和党政分开配套的改革措施,包括:下放权力,改革政府机构和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制度(包括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加强法制建设等。这个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的十分宏伟的改革计划,十三大后已经开始推行,如有些部委已撤销党组,部分高等学校已实行校长负责制,有些工厂也实行了厂长负责制,等等。如能继续深化、扩展,将会给国家开辟宪政民主的道路。可惜,1989年的大镇压使得这些改革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虽然据传邓小平有过“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许改”的话,但也起不了丝毫作用。

二十多年来,党政不但没有分开,相反地,党的领导经过不断加强,已经无处不在,无远弗届。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大学在十三大之后都实行了校长负责制,但八九镇压之后,都陆续恢复党委书记是全校工作第一把手的旧秩序;近几年来,甚至校长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派,而且由中组部负责人到大学宣布任命,以党代政居然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想当年邓小平批判某些根据地党员的“以党治国”思想,说它是“国民党遗毒”,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注3)但国民党还没有“毒”到直接任命大学校长、而且由党部书记主管大学的程度。这该如何解释?

十八大以来,许多会议和文献,都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最近有人甚至重拾毛泽东的余唾,宣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正是在这种大力加强党的领导之气氛下,才出现所谓“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的说法。

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它意味着让政党逐渐回归社会政党的地位,由政府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从而为宪政民主打开大门。党政分工则表示党政都是权力机关,只是分工不同,最基本的分工在于党是领导者,政府是被领导者;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包揽一切的领导权;党政分工,为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一党专政,这就完全脱离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了,它只能粉饰一党专政,起不了任何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在1941年还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注4)阅读这段话,对照我们目前比当年国民党更加严重的“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不难发现,党政分开正是治疗这一痼疾的良方,而党政分工则不过是掩盖这一痼疾、自欺欺人的借口罢了。

注:

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160页,第164页,第163—164页,第177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第45页。

3、《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卷第10页,第12页。

4、 同上,第12页。

写于2017年3月19日感冒未愈时,20日 改定。

五柳村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 下午5:57收到

杜光:试析“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误区

——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之十四

(一)“消灭私有制”是一种理论推测

“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是能否正确对待私有制的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从列宁到毛泽东,都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并且把他们的错误认识加以实践。结果给俄国和我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消灭私有制只是一种理论推测,人类社会的私有制是否会在未来趋于消灭,抑或它将永恒存在,或将发生什么样的发展变化?都是可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预测的问题,却不应该付之实践。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见解,也只是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一家之言,并非绝对真理。即使他的推测有理,也是到了遥远的未来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丰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从中吸取教益;但是,马克思的私有制理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对早年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认识作了重大的修正。研究马克思的私有制理论,应着重于他的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

目前在理论思想界,对于消灭私有制问题,存在着两个理论误区,两类错误倾向:一类为死守列宁、毛泽东的理论观念的毛派人士所坚持,认为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记,我国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消灭私有制;改革开放恢复了罪恶的私有制,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对苏联的覆灭无限惋惜。另一类是进入新世纪后为许多异见人士所主张的,认为私有制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应该长期保持,以至永恒;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是错误的,它是苏联和我国历史上许多灾难的根源,应该从理论上彻底否定。

这两类误解虽然互不相容,却有着共同的认识根源,具体说来,大体有四:1、把私有制同私有财产混为一谈;2、不能区别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之间的差异;3、认为消灭私有制的唯一手段是强力剥夺人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4、认为消灭私有制之后建立公有制,民众就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权,没有个人财产。这些思想认识如果只是在理论上做些探讨,表达一些不同看法,也就罢了;如果以这样的理解来实践“消灭私有制”,就必然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危害民生,阻碍社会的文明进步。苏联集体化和我国公社化的历史,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就是建立在正确解决这四个问题的基础之上的。

(二)关于所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区别

马克思以前的许多学者,都把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混为一谈。

欧洲大陆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革命基础上开展的民主主义革命,曾经把保卫私有财产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这是因为在神权、王权的双重统治下,臣民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当时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英国十七世纪的启蒙学者洛克就曾经提出:私有财产来源于劳动,“对于他能以他的劳动予以影响的一切东西,他都享有财产权;凡是他的勤劳所及,以改变自然使其所处的原来状态的一切东西 ,都是属于他的。”“政府除了保护财产以外,没有其他目的。”“财产权的性质就是: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财产。”(注1)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凭借他们的私有财产,把越来越多独立劳动的小生产者赶进工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革命口号,都融化在资本剥削的冰水之中。许多有识之士在探寻不平等的起源时,都把目光转向私有财产,认为保护私有财产的私有制度,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私有财产是社会上各种罪恶的起源。英国最早的空想主义者莫尔在资本主义初起时就察觉了这一点,他在《乌托邦》一书里说:“如果每个人有它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注2)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卢梭说:“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所有那些谋杀、毒害、拦路抢劫,乃至对这些罪行的处罚,也都应当归咎于建立起来的私有制。”(注3)同时代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也认为:“财产私有为成千种的恶习和罪恶开辟了道路,”“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注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巴贝夫把私有制称为“万恶的制度的根”。(注5)

可见,反对私有财产,废除私有制度,是那个时代许多思想家的共同认识,但他们都没有对私有财产和所有制作出明确的区分。

马克思在他的一些早期著作中,也没有把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区别开来。如他在1844年的手稿里很少谈到私有制,而关于私有财产的论述却很多。不同于在他以前的思想家之处有两个特点:一是把私有财产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他认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他还认为私有财产包括“劳动的私有财产”和“资本的私有财产”,甚至提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注6)这就为他后来区分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作了很好的铺垫。

另一特点是从私有财产推导出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他把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扬弃,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它“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之下”。成熟的共产主义则应当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他还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注7)

在写于1844年手稿之后一年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论述的重点已经从私有财产转到私有制了。他从人类社会历史上分工的各个不同阶段,分析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并且认为,和古代公社私有制存在的同时,“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他还指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这就说明他这时已经有了私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思路:一种是小生产条件下的私有制,一种是大工业条件下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分析所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注8)一年多以前,他还说“要消灭私有财产”,而一年多后,却说要“消灭私有制”了。

(三)私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

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他同时声明:“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注9)这样,马克思就把私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作了根本性的区分,差别对待。他主张消灭的,是私人利用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他人的制度,而不是剥夺所有私人占有的财产。

马克思在近二十年后发表的《资本论》,对私有制的两种形式,作了更明确的说明。他在“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里说:“私有制……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一种是“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注10)

马克思对这两种私有制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但是,“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并且“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因此,“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是在剥夺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在排挤、摧毁、剥夺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资本的剥夺使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进一步社会化,由自由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于是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内部的剥夺与被剥夺的过程。随着资本的集中与兼并,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协作日益发展,科学技术持续地被自觉地应用于生产过程,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11)

在《资本论》的这一节里,马克思简明扼要而生动地地描述了私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彼此消长的关系和发展、消灭的路径。他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否定的否定”,并引申出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的所有制形式。

(四)消灭私有制的方式

由以上所引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主张“消灭”的私有制,并不是占有私有财产的制度,也不是小生产的独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至于消灭私有制的手段和方式,他的想法前后有明显的根本性的转变。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12)”所谓“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当然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私有制问题是运动(按指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所以,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唯一手段,就是“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运用暴力来推翻私有制。

但是,马克思在此后十多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提出了一段历史唯物主义的名言,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观点。那段名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13)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也远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条件并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运用暴力,也是不可能消灭私有制的。

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马克思通过对信用制度和股份制、合作工厂的考察,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经过股份制和合作工厂,实现向新的生产方式的和平过渡,而不需要采取暴力手段。他在分析股份制时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股份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股份公司是私有财产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的过渡形式。(注14)在马克思的这些描述里,股份制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它是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2)它是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的自我扬弃;(3)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新生产方式的过渡点;(4)股份公司的资本将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企业也将从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5)它使公司的私有财产逐渐过渡为社会财产。

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他认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比股份公司更为先进的过渡形式。他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被扬弃”,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工厂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注15)

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合作工厂,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劳动者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的过渡形式。这种过渡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自我扬弃而逐渐实现的,不需要采取暴力或任何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的方式,将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转化过程,而不是暴力革命。

(五)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生产方式

马克思以前的一些思想家由于把私有财产混同于私有制,所以普遍认为消灭私有制之后所建立的公有制,将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如莫尔在《乌托邦》里描绘理想社会,是每个城市都有市场,“各户制作的东西,都送到这里入库。每家家长到这里,不付任何代价,领取全家用品”。所以“这里没有穷人,没有乞丐。虽然每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注16)“每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大概是许多思想家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共同设想。《公有法典》的作者德萨米所主张的公有制,也同《乌托邦》所载的相近。他认为只有公有制才能实现社会平等的原则,共产主义者在掌握政权后,应当“把一切财富,一切生产品都集中于公共仓库内”,以便“公正地和兄弟般地加以分配”。(注17)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之后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他只是原则性地提出:取代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18)而在近20年后的《资本论》里,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考察,和对私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分析,得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19)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是在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和共同使用的前提下,实现劳动者对企业的个人所有权。

马克思把私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之间彼此消长取代的过程,概括为“否定的否定”,是很令人玩味深思的。

这个否定之否定是怎样实现的呢?马克思的这个结论不是凭空得出的。

在个人所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生产是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保证了劳动者的自由个性,他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劳动条件,自由选择劳动形式。如既耕种自己的土地,也可以在农闲时织布、捕鱼、加工农产品,或者弃农从工从商,从事手工业,或摆摊售卖小商品。他可以今天劳动,明天休息,后天出去串门。但是,小生产的形式和规模,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业日益规模化时,处于劣势的小生产就必然会被排挤破产,大批小生产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丧失了自由个性。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注20)

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角度,考察了两种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特点: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的优点是具有个性自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缺点是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优点是生产的高度集中和细致分工,可以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缺点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私人性和资本的垄断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限制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劳动者无权支配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丧失了个性自由,由此发展了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尖锐对立。

从“否定的否定”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提法,可以探究到马克思的思路: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生产方式,将集中两种私有制的优点,而拒斥它们的缺点。也就是说,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点的基础上,恢复个人所有制的优点;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因而有权参与企业的决策、经营、管理、监督和利润分配,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个性。由此可知,马克思主张的“消灭私有制”之后所建立的新所有制,即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并非“每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而是人人有产,人人富足,有产才能富足。在这个新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却属于每个劳动者个人私有,劳动者重新获得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剥夺的私有财产和自由个性。这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意义所在。资本主义否定了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这种所有制形式,可以说它是公有制,也可以说它是集两种私有制形式之优点的新型的私有制。这就是“否定的否定”的涵义。

(六)简短的结语

从以上所引的大量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主要内涵有三:1、所谓消灭私有制,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更不是私有财产;2、消灭私有制的途径和方式,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自行扬弃、自我否定,和平地实现向新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暴力革命;3、消灭私有制之后将要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方式,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统一,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同时分别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实际上是更文明、更完善的私有制,与其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如叫做“社会所有制”(于光远的看法)或“共有制”(深圳潘强恩等的看法)更为合适。

我国在五十年代实行的“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接踵而来的“公社化”,更进一步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这些暴烈的革命行动,都被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本文所介绍马克思的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述,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荒谬。六十来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清醒地再来审视这个问题,从“革命”的得失利弊中发现应有的经验教训?

注:

1、《政府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页,第58页,第118页。

2、《乌托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5页,第56页。

3、《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3页,第162页。

4、《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2页,第50页。

5、《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100页,第106页,第110页。

7、同上,第117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4页,第140页。

8、同上,第3卷第25页,第74页,第77页。

9、《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第44页,第4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829—830页,第830—831页。

11、同上,第829——832页。

12、《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第6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第9页。

14、同上,第25卷第498页,第495—496页,第494页。

15、同上,第498页。

16、《乌托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2页,第113页。

17、《公有法典》,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页,第246页。

18、《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832页。

20、同上。

2016年12月11日

五柳村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 晚上9:16 收到